It Talks--魏武挥的博客大巴

这大概是本书五篇论文中我读得最畅快淋漓的一篇了。这篇题为《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劳动力市场分析：一个社会结构的观点》让我在近来的朦胧感中忽然感知到了某种清晰的认识。Granovetter于92年发表的这篇论文，用镶嵌地观点，精辟地指出了劳动力和组织那么的一层无法言明但又事实存在的关系。

很多年以前，我就彻底放弃了“制度主义”者的立场。在浸会的读书期间，我更学习到利用制度来进行公司管理是一种“古典”管理学派，或者说，过时的玩意儿。这种将组织视为“机械”的隐喻，只能生存在资本主义萌芽期间：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要求不高的工作岗位。而在今天，特别是在所谓的知识经济中，这个只靠制度来管理公司的理论，大抵只有在军队里还是充分有效的。

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Granovetter这篇文章混合了人际关系学派、人力资源学派和文化学派三方的组织管理立场。再一次，他不像经典的经济学那样，忽略了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作用，而是将个人镶嵌到组织内外的社会网中，审慎地看待劳动力流动（或者叫转业）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种中层社会理论的框架。Granovetter敏锐地意识到：

当一个人换了一系列工作后，他/她所得到的绝不只是人力资本而已，更得到了，也是更难被解释为投资现象的一系列同僚，这些人深知他/她的能力与品格。这项认知是不需要成本的，是在工作时的互动中产生出来的副产品；这项没有成本的特性很难调合于经济学模型之中。

换句话说，新员工进入一个组织后，他/她就会逐步地“镶嵌”到这个组织内的社会网中。而根据前作“镶嵌”的观点，这个关系网络的整体结构是共同作用的。于是，包括我在内，很多管理者都意识到，员工离职，有时候会成为一种“时髦”：一个人离去，导致一批人离去。

事实上，在很多组织，特别是中小型组织中，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并非是被管理和管理那么简单的关系。他们并不割裂。员工并不是通过公司宣传手册来了解公司，管理者也并非通过员工的简历来了解员工。

就拿博客大巴而言，很多入职者在事先提交简历之前，会去看看大巴几位管理者的blog来了解这家公司的高级管理者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作为雇佣者，我们也会尽可能地去打听求职者的背景（而不是简历上的东西），也会使用诸如两个月的试用期来观察这个求职者。在这样一种交互中，彼此形成某种“弱连带”式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却不是什么“朝九晚五”的打卡制度，销售根据销售额百分之几的提成制度，能够形成的。（关于信任，Granovetter的嫡传弟子罗家德写过一本《中国人的信任游戏》，很好的书，回头再讨论之。）

信任，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员工离职的原因，大抵就是信任消失（通常有很多表现，比如激情丧失，信念缺乏，薪资不满，环境厌恶等）。我最头疼的是，只有当某个员工离职的时候，他/她才会说出那些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对组织诚恳批判的言语。有一个渠道，在组织内部开始恶化，就是缺乏渠道去解决困难与委屈。请注意，不是去解决制度的缺失，更多的是，委屈。

不过，个人去向组织抱怨，实际操作性并不高。很难相信，某个高级管理者成天去面对个体的投诉。这不是高级管理者会不会去做的问题，而是个体员工会不会做的问题（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个普通员工，你会隔三岔五地去向一个副总裁抱怨什么吗？）个体需要团体来发出某种声音。而毛所谓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就是说，组织内部，肯定会有各种非正式的团体（即不按组织架构所形成的这个部，那个部）。

Granovetter认为这样的团体是最容易为自己的利益高分贝讲话的：

他们的工作同构性很高，但却不是可以互相替代或相互独立的，而是结合在一起工作的。

对照一下博客大巴，是的，确然。有一个部门（或者说一个团体），他们的声音的确很容易被高层听到。

除了劳动力流动的问题，Granovetter还探讨了“升迁”这个问题。我把升迁不仅仅看成是职位的向上变动，还包括了薪资的提升，或者某种非正式的任命。升迁本身并非难事，难的是在于为什么要让张三升迁，而不是李四。

制度主义者会很容易给出答案：绩效考评（学术的话语是：该员工的生产力何如）。然而，事实上，丰富的证据显示，生产力很少能被真正地衡量。个人的生产力往往在一群人的关系网中纠缠不清。有时候张三的生产力之所以高于李四，关节点并非是张三，而是王五和张三的关系好于和李四的关系，而王五，是重要的supporter。

制度主义者会说，张三能和王五关系好，也是张三的本事，也是生产力的某种表现。但制度主义者可能会碰到这样的困境：当升迁了张三之后，李四由于不满离开了组织，而王五因为李四的离开，产生某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前面说过，离职有可能成为某种时髦）也在一周后离职。那么，张三的升迁是合理的吗？

所以Granovetter说：

如果以为升迁系统仅仅酬佣效率与才智，并且公司以此明示或暗示地承诺员工，工作努力必得回报，未免是太幼稚的想法了。

总体来说，Granovetter认为制度是需要的，但制度必须从属于组织的某种特性：必须考虑个人行动实则镶嵌在社会与经济关系的网络中，以及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其实是混杂在一起的。是故，制度不是能抄的。

管理者对组织的劳动力的考察和安排，是一件难事，不是一件烦事。烦事大抵去做就可以解决，而难事，有时候会越做越错。

人者，组织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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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

任何一个政权，事实上都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暴力革命而获得政权的，大抵上就要鼓吹“造反有理”。枪杆子里出政权这话是俚语，合法性不能由此而获得明证。于是，这个国度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造反，都会获得“革命”的外衣。而造反成功但又重建王朝的，只好来一句“被地主阶级窃取了革命成果”了事。

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也就是这么来的。这场导致十四年征战七千万人口丧失的运动，被被披上了“反帝反封建”的外衣，打着被断章取义的马克思言论旗号，至今仍然成为最正统的教育思路。以至于《投名状》里若干明确涉及到它的台词，都被喀嚓剪去了事。

洪秀全的荒淫无耻、残暴愚昧，绝不下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暴君。国父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褒奖，我看也是政治需要。只是可惜了陈玉成、李秀成这样的一代人杰，而后者，作者梅毅对他的自供词的分析是可信的，也更让人感觉到李氏比陈氏的高明。

但总体而言，梅毅似乎用的心和气力并不够。书中太多的大段大段的引用文字，除了李秀成那段分析，鲜有他自己的看法。当然，梅毅也可以用“述而不作”的说法当挡箭牌。但史家“述而不作”却又不是那种写作套路。对比起他的《刀锋上的文明》，此书的匆匆而就，是我能感知的。

说到底，非正统的历史著作，首推还是火焰塔的《五胡录》，可惜此人行踪太过诡异，至今大众连他究竟姓甚名谁，都不晓得。而他曾经承诺的《南北朝》，至今而不得。

最后顺便说一下，我是相当得讨厌所谓的“腰封”。倒不是因为我是个环保主义者，实在是很不方便。这本书的腰封已经做得相当于另外一张封皮了。何苦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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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一个很拿不定的困惑。

先说一个事。博客大巴最近发布了一个新产品：吆喝城。这是一个领取免费试用装、折扣券的网站（到底如何我们就不在这里介绍了），周五放上了第一个产品：25000份潘婷的某种洗发试用装。

在策划这个小小的派发活动时，我们一直对客户抱怨每个人只能申领2份（2包洗发水+2包护发素），似乎这种小小的试用装在我们的脑海里很难吸引到什么人来申领。颇让人意外的是，从周五到现在（中间还有个端午小假），发出了3000多份。小玩意儿也能吸引到这么多人，着实让我们吃了一惊。

博客大巴最近的另外一个活动是“阿尔法女郎”，这是一个围绕四个女性的Blog连载故事。每周小说都会放出一个女性话题，希望博客们参与讨论，一共是12期话题。我们原来的打算是凡是参与满12期话题的博客（半中间插入写也是可以的，只要写满十二篇即可），就参加一台价值10万左右的汽车的大奖角逐，方法么，是短信投票，票高者得。

不过，这两天的想法我们忽然有所变化。我们想最后搞十个获奖者，当然，不是十台车，而是十台价值1万左右的笔记本电脑。虽然得奖者的奖品价值有所减少，但受奖面增加了十倍。

在博客大巴内部，这两个主意的支持者势均力敌，我们感到有些拿不定主意，所以，这里需要各位的帮助，究竟是车，还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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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在去年出版这本书上册获得成功后，今年推出了下册，完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当代企业史的煌煌巨作。

读完后，我再一次把上册找了出来，又一气再读了上下两册。吴晓波到底是记者出身，在绚烂的文字背后，是大量的史实资料。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总体感觉上，我觉得上册比下册写得好，而上册又是上半部分比下半部分写得好。

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个原因。那就是早年的东西，有很多背景已经有了定论（比如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些背景材料的来龙去脉也或多或少地允许披露。但越到今天，就越需要春秋笔法。比如说，在整个1990年那个章节，你完全无法读到那一层风波的文字。而那一场风波，又怎么可能不对当时的经济，乃至今天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读史，是不能孤立地看待那一起起事件的，每个事件背后都有原因，错综起来，又各自相关。都有所谓的蝴蝶效应，更何况只是在这片土地上。当代人修当代史，不得不苦心孤诣地隐约点出，这也是司马迁之后诸多史学家共同的悲哀。

书中对邓小平是赞誉有加的，两次南巡，作者不吝于各种赞美的文字。不过，我个人猜想，作者不是不知道那个时代背后的东西。而读者诸君，我这里倒是推荐另外一本书，配套阅读，就可以明白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究竟为何会出现这样一段激荡的三十年？

这本书很难在大陆买到，我也只能给出个链接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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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则新闻是某位大牌女星（不过我好奇的是，这位大牌经常会变成票房毒药，不晓得为什么还是大牌）的言论。这个言论颇为冷血，而且把天灾扯到了“报应”，从正规的文本角度讲，颇有些荒唐（其实报应的说法，在这片土地上，没有市场？）

第一时间就有另外一位黄姓明星跳出来痛斥。客观上，这位黄姓明星的知名度估计连那个大牌的零头都不到。小人物痛骂大人物，大抵在舆论上是有利的。但我不得不实话实说，作秀的味道实在很明显。

舆情滔滔，千夫所指。我不禁想起了一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被很多“知识分子”挂在嘴上的玉律，刹那间荡然无存。当然，有人认为，这个大牌如是说话，那就不是人了。我不晓得这个世界上，除了上帝能定义这个东西是人还不是人之外，还有谁有如此之大的权利呢？

我也不同意这位大牌的话（不过，我不见得会极力反对），我更可以拒看此位大牌的片子（说实话，她的片子我本来就很少看），我还可以拒买她代言的品牌（我一个男人，买那个干吗），不过，我绝对不会号召。

还是纪晓岚电视剧里的那句话：有些事，你当回事就是个事儿，你不当回事，就屁事儿都不是。我们真得太顶真。一个艺人在那里说话，哪怕是放屁，举国共讨之，谈不上什么爱国主义。

俗话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第二则新闻则和时下的限塑令有关。据说，有个调查表明，上海市有90%的人支持这项决定。

等一下，这里有个小小的问题。

我跑到大街上，随便找个人来问：嗨，你支持限塑令吗？他/她怎么说？

用脚趾头都想像得出来。

所以，我觉得90%真是太少。这种调查，应该做出99%的比率来。不过，同样的，这种调查叫“无效度”调查，纯粹浪费财力物力人力。

于是，舆论上明显的那种支持，和超市里我这两天经常看到的为塑料袋而吵架争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利己思想深入人心的市场经济社会中，搞运动，搞出点舆论是可能的，搞出具体行动，实在是很难。